李谕特意带上吕碧城南下上海，探望一下进入大同大学的留日学生。
搭乘火车到达上海后，李谕看到这里仍旧有浓厚的抵制日货行动。
几个月前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严格禁止抵制行动，尤其不能用横幅贴出“抵制日货”字眼。
北京城距离近，被弹压得厉害，上海则宽松一些。
商人们虽然不敢再名正言顺抵制日货，却别出心裁地放弃了“抵制”这个名词，转而提出“振兴国货”的口号，继续不用日货，并且成立了“劝用国货会”、“知耻社”等组织。
除了抵制日货的，还有“救国储金团”，目的是募集资金帮助发展本国工业。思路很不错，要抵制日货，肯定得拿出对应的替代品。
此次抵制日货发生的时机比较巧，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民族工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著增加。
要是上升到政治层面，总感觉整个民国时期，日本的对华策略都挺失败的。他们过于强硬，总想走捷径，想快点占有整个神州大地。
而且日本一直有这种盲目的自信，并且极度膨胀。
实际上这样只会激起国人巨大的反感，对日本的恨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仍然没有消散的意思。
他们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国差了那么多，英国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个只有地理概念的印度，更何况日本这条徒有大嘴的瘦蛇，想吞下有着千年不断文化的巨象？
李谕买了份报纸，发现就连美国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适得其反，美国的通讯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分析了“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可能会“维持久远”，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致命的”影响。
因为此时的日本没啥拿得出手的工业品，主要就是纺织业。
他在新闻稿里写道：“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
美国记者虽说对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救国的必要，可是对建设经济的努力尚且只是初步，毕竟没有工业基础；但那种仇恨，却是切切实实的。
李谕来到大同大学，与胡刚复一起安抚了安抚学生情绪，——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漂洋过海跑到日本，现在又漂洋过海回来，气头正盛。
只能说一点展望未来的话。但近期看的话，也没啥很好的未来，因为袁世凯要称帝了，那时候他们肯定又有得忙。
该有的革命少不了，李谕只希望他们能在革命之余尽可能多读点书，就算对革命本身，也有好处。
好在李谕的声望不小，学生们多少能听进去一些。
办公室中，胡敦复哭笑不得地对李谕说：“要是我年轻几岁，也和他们一样。”
李谕笑道：“年轻人精力旺盛，读书的同时搞点别的事没啥问题。而且也不能怪他们，谁叫北洋政府办的事这么让人上头。”
“从报道的消息看，袁世凯真的不想做总统了，到时候必然天下大乱，为了一己私利，置万民于水火之中，算什么皇帝？”胡敦复说，“我看他必然留下骂名！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名声？他到底怎么想的？”
“逻辑上我也想不通，”李谕说，“可能是你我都没有参过政，理解不了，而政客要做的就是隐藏自己的内心吧。”
……
中国科学社目前国内总社已经搬迁到大同大学校园内，李谕与胡敦复顺便来看看。
《科学杂志》的发行保持着不错的水平，刊登文章的难度选择越来越纯熟，主要归功于有了名气后，投稿的人多了，不仅美国的留学生在供稿，日本、欧洲的留学生都有很高的热情。
刚到门口，李谕就听见编辑金邦正大声怒斥道：“卖国贼，怎么连他都成了卖国贼！”
李谕好奇地问道：“谁是卖国贼？”
“啊，院士先生，我不知道您回来了！”金邦正放下手里的一篇稿件，起身说道。
李谕摆摆手：“不用拘谨。”
金邦正把一堆稿件递给李谕，然后说：“自从日本国提出该死的二十一条后，美国留学生们群情激昂，学生联合会所办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做了大量报道，一连几期都有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
李谕翻了翻稿件，留美学生的情绪没比留日学生好多少。
有的学生说应该斗争，仿效比利时的抵抗，而不应像朝鲜一样被日本征服统治；有的主张不应被“日本化”；还有一些人认为，目前国内的危机，需要各人“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做“重大的牺牲”。
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说：“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
只不过一战时期船票不好定，价格又涨到天上，远非日本回国那么方便。
既然一时之间回不了国，他们就利用节假日，到美国的军事营地受训……
李谕看完后，对金邦正说：“很正面，怎么就卖国贼了？”
金邦正把刚才看的那篇稿件拿给李谕：“卖国贼是胡适，你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东西！他可是留美学生会的干事，而且是《中国留美学生月刊》的国内通讯版编辑，怎么能写出让大家保持‘清醒的爱国主义’这种话？话再漂亮，也是在帮日本人洗白！”
李谕坐下来，摆正稿件：“我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此时的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念博士，与一众留美学生的愤怒情绪高涨不同，他写了一篇《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保持冷静，摘取其中关键的一部分：
“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被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须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最后真正的答案，必须向其他地方寻求——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李谕复述了一遍胡适最后一句话，“他说不知道答案，但其实一直想表达自己的答案。”
“答案就是卖国贼！”金邦正气呼呼地说，“通篇全是不抵抗主义，和当年清朝政府各地赔款的做法有什么两样？去美国读书，要接触新思想，美国大学难道会教这个？！您再看看月刊总编辑新闻系邝煦堃反驳的，他说胡适这种思想只不过是根源于老子、耶稣、释迦牟尼的教训！”
李谕摸了摸下巴说：“确实有问题。”
李谕当初在美国告诫他们要先好好读书，是为了积蓄力量，再做大事。
此时的胡适似乎曲解了这句话，只强调当下的不抵抗。
而且语言本身是讲艺术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谕当时只告诉他们这些留学生更要好好读书。而胡适竟然堂而皇之写了个所谓的“《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不就是想代表全中国的学生吗？
平心而论，此时的他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有几个人愿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数派，凭什么一定要让他代表多数人？
胡适这次显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赔款发展海军，割让了宝岛又觊觎辽东，现在更想贪图青岛。一味忍让，要让到什么时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学生的信，“我看这个叫梅贻琦的写得就很对，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您说对不对？”
很多同期留美学生都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
李谕点点头：“大是大非问题上，确应如此。胡适同学的一些观点显然受到纯理论的影响，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但就算搞研究，也不应该如此。我给他写封电报，让他注意一点。”
金邦正说：“院士先生，您不是认识他的导师杜威教授嘛，也给他发一封。”
李谕说：“也好。”
胡适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压根站不住脚，而且过于悲观。
“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国家从死里复活过来？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便办得到了吗？
所有人都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实行武力占据，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
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难多了！
第六百零八章 青年
“请问，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
陈仲甫说：“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过嘛，他们两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杂志》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就是这个原因，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为我的《青年杂志》写篇稿件。”
李谕果断道：“没有问题，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
陈仲甫高兴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